1997北京藏學討論會綜述

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西藏社會科學院聯(lián)合舉辦的“1997北京藏學討論會”于8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舉行。這是繼1986年拉薩藏學討論會和1991年北京藏學討論會后，我國舉辦的第三次規(guī)模較大的藏學學術討論會。來自中國、俄羅斯、英國、印度、美國、瑞士、澳大利亞、尼泊爾、日本、新西蘭、德國、加拿大等十幾個國家的學者130多人參加了討論會。其中中國學者113人，分別來自北京、西藏、青海、甘肅、四川、云南、陜西、河南、寧夏、臺灣等省（區(qū)、市）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列席會議的有50余人。會議收到學術論文100余篇。

本次藏學討論會的宗旨在于體現(xiàn)西藏近年來經濟社會、文化建設等各方面發(fā)展情況，展示國內外學者在藏學研究方面的新成果。通過學術上的交流，達到增進了解，密切聯(lián)系，取長補短，共同商討，增進友誼，合力推進藏學研究事業(yè)健康、深入發(fā)展的目的。會議研討內容廣泛，涉及藏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包括社會經濟、法律、歷史、文物考古、宗教、語言、文學、教育、文化、藝術、文獻、出版、藏醫(yī)、地理等方面。為便于學者的相互交流，除大會討論外，還分社會經濟、歷史、宗教、語言、文化五個小組，使研究方向相近的學者能就共同感興趣的論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下面分別介紹。

社會經濟

學者們從經濟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多種角度探討了西藏社會經濟的各個層面。無論是宏觀研究還是微觀研究，以確鑿的數(shù)據和精辟的分析反映出1951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西藏社會經濟方面產生的巨大變化以及西藏人民生活狀況和生存環(huán)境的極大改善。與此同時，研究者們也就西藏社會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建議。

西藏自治區(qū)農牧開發(fā)辦公室白濤副研究員（藏族）的論文《西藏農牧業(yè)與農村經濟發(fā)展研究》通過對西藏農牧業(yè)和農村經濟的資源基礎、發(fā)展狀況、基本特征以及前景的全面介紹和分析，認為：農牧業(yè)和農村經濟在西藏經濟的發(fā)展中具有極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西藏農牧業(yè)和農村經濟在２０世紀下半葉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不但基本解決了西藏人民的溫飽問題，而且為西藏國民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文章還從不同角度闡述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生存權、發(fā)展權和民族自決權。文章特別指出：西藏農村經濟要實現(xiàn)超常規(guī)發(fā)展，離不開中央政府的特殊優(yōu)惠政策和投資傾斜以及全國人民的援助和支持。

香港浸會大學教授余振的《中央財政補貼與西藏發(fā)展》一文同樣認為西藏的經濟發(fā)展離不開中央長期穩(wěn)定的財政補貼。文章從中央與西藏的財政關系這一角度出發(fā)，分四個時期分析了1951年以來中央對西藏的財政補助及其與西藏經濟發(fā)展的關系，認為西藏民主改革以及先進社會制度的建立，改變了西藏的社會經濟結構，促進了西藏現(xiàn)代化的進程。西藏財政支出結構從政治性財政到經濟建設性財政的變遷同樣證明了這一點。

作者同時就西藏發(fā)展所面臨的困難及應采取的對策進行了探討。他指出，由于西藏落后的經濟水平和脆弱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西藏的財政經濟將長期面臨如何提高財政自給率的難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西藏的社會經濟發(fā)展仍需要中央財政供給型的財政模式，因而不能輕易否定“輸血”發(fā)展模式。維護和加強中央與西藏的政治關系，加強中央與西藏的縱向經濟聯(lián)系、西藏與其他省市區(qū)的橫向經濟合作，是西藏工業(yè)化與城市化的必經之路，是西藏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前提和基礎。

英國牛津大學克拉克（Graham E.Clarke）教授則通過對當雄牧區(qū)的個案研究探討西藏傳統(tǒng)畜牧業(yè)的變遷，著重研究市場經濟因素對環(huán)境的影響（《拉薩市牧區(qū)社會經濟變遷與環(huán)境》）。文章通過對當雄縣定性分析、行政特性的敘述和入戶個案研究介紹了對該地區(qū)的社會及環(huán)境變遷產生影響的因素，并概述了加強農產品生產、減少季節(jié)性移牧的進程及政府的優(yōu)惠政策和保護措施對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作者指出：經濟的發(fā)展是受當?shù)厝藲g迎的，但市場經濟發(fā)展產生的負面效應如沿路部分定居和農產品的增加導致的過度放牧開采以及地方化牧業(yè)及土地占有的轉變等問題值得人們重視，應注重以當?shù)厣锪繛榛A的能源發(fā)展。

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所馬加力副研究員同樣注意到了環(huán)境與經濟發(fā)展的問題，但他是從宏觀角度來研究的。他認為西藏地區(qū)的環(huán)境保護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對于藏族人口聚居程度高而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低且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的地區(qū)來說，具有極高的政治敏感性、經濟可行性和環(huán)境迫切性（《西藏的環(huán)境保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南?！ち形模∟ancy E.Levine）教授和四川省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濤均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了藏區(qū)農牧區(qū)的發(fā)展道路。南?！ち形牡摹都彝ソY構與經濟戰(zhàn)略：色達縣游牧部落的牧民》首先概述了四川省色達縣Yarlung、Khanleb、Serkhog三地的家庭組織和婚姻體系，然后揭示了影響被調查牧民的牲畜擁有量和結構組成的各種因素：牧民家庭成員的組成、勞動人口數(shù)和非勞動人口數(shù)的比例、家庭的發(fā)展階段以及現(xiàn)代經濟模式等。作者同時也認為這些并不能完全解釋牧民牲畜擁有量差異的存在，還有諸如個人的經驗、勞動的愿望等不太容易量化的因素。李濤通過對拉薩、澤當兩地城鎮(zhèn)輻射功能(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觀念等)的比較，分析了西藏農村城市化發(fā)展道路，提出在人少地多的民族地區(qū)，應選擇非均衡發(fā)展戰(zhàn)略，即集中資金率先在一些基礎較好的地區(qū)（如一江兩河流域），以集聚效益為主，實行據點式和軸化開發(fā)，形成幾個較大的中心城鎮(zhèn)網，以促成地區(qū)經濟增長極的出現(xiàn)，走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化發(fā)展道路（《西藏農村城市化》）。

新舊社會形態(tài)的比較研究也許更能反映出西藏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王曉義教授提出：西藏封建農奴制在歷史上的存在和以后的覆滅，都有其必然的歷史根據，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存在與覆滅的歷史根據》）。他指出，西藏到20世紀50年代初仍是自然經濟的農業(yè)社會，而在50年代中期走向工業(yè)社會的歷史潮流中，曾經適應于自然經濟農業(yè)的生產水平的封建農奴制再也不能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需要，盡管中央政府曾規(guī)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1958－1962）不進行改革，但歷史還是通過若干偶然因素實現(xiàn)了必然的規(guī)律。

關于藏族社會、經濟的研究文章還有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中根千枝（Chie Nakane）的《西藏的社會結構》、西藏自治區(qū)政協(xié)文史辦編輯林溫·白瑪格桑（藏族）的《從西藏世襲貴族的來源和發(fā)展看西藏社會的幾點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張江華研究員（藏族）的《西藏非莊園制經濟的再認識——與西雙版納傣族領主經濟和農村公社的比較》等。

另有兩篇文章涉及甘肅藏區(qū)：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周大鳴從人類學角度，分析了夏河縣族群的歷史關系、族群界限，并根據個案的分析透視當代的族群關系（《略論夏河族群與族群關系》）。甘肅省藏學研究所所長洲塔副研究員（藏族）則就甘肅藏族部落的建置沿革及演化過程進行了探討，指出甘肅藏族部落的建置沿革及演化過程具有時間久遠、點多面寬，與漢民族及其他民族交錯雜居、交往密切的特點（《試論甘肅藏族部落建置中的一些特點》）。   

歷史

歷史研究歷來是藏學研究的重點之一，與會者中歷史組的學者達30余人，提交論文28篇，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吐蕃（10世紀以前）、清代藏族和近代西藏方面。下面我們分幾個專題進行介紹。

總論方面：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呂秋文教授的《西藏地方與中央政治隸屬關系促成之原因》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常鳳玄特約研究員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與達賴喇嘛》，各具特色，共同點是以確鑿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指出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呂秋文的文章就西藏地方與中央政治隸屬關系形成之背景、過程、因素及原因進行了探討。關于西藏地方與中央政治隸屬關系的形成，一般都從中原歷代王朝對西藏所采取的措施來分析，而呂文則獨辟蹊徑，以西藏本身的需要來分析西藏地方與中原政治隸屬關系形成的原因。文章著重探討了兩者關系形成的因素，認為西藏對元朝政治力量表示積極的迎合與依附、西藏世俗政治機構之弱化和世俗武裝力量之弱化系兩者關系形成的三個重要因素；又從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等方面簡述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治隸屬關系形成的原因，并就此得出結論：“一旦遇到外敵的入侵，內部的暴亂，西藏各教派與地方勢力，莫不借中央的力量予以解決與擺平。西藏與中央政治隸屬關系，久而久之，自然因此而形成。更重要的，這種關系之促成，主要來自西藏各教派與地方勢力，為了本身勢力之生存與發(fā)展，既得利益之維護，各教派間權利之平衡，都自動自發(fā)地競以依附中央為榮”。

常鳳玄研究員在《政教合一制度及達賴喇嘛》一文中指出，它們既具有地方、民族的背景，更具有祖國的、中華民族的歷史背景，二者息息相關，不能偏割。他認為：西藏封建割據局面派生出了政教合一制度，這一制度要聽命于中央政權的管理，盡管歷朝管理的方式不同，但并不是單純地置于某一教派之下任其指點。達賴喇嘛既不是藏傳佛教各教派的教皇，又不是受中央正式冊封的僧王，直到清朝冊封第五輩羅桑嘉措以達賴喇嘛，才與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發(fā)生聯(lián)系，達賴喇嘛的政治地位是清朝中央封授的。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有過一段不正常的政治局面，但這是災難深重的中國的畸形狀態(tài)。我們如果把這段時間所發(fā)生的問題與祖國和中華民族聯(lián)系起來認識，就不難看出，自從１８４０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藏地方隨著全國成為世界列強分割的主要目標，正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狀態(tài)。這是歷史事實，無論怎樣蓄意歪曲也是改變不了的。

近代史方面

西藏近代史仍是學者們關注的一個熱點。會議收到的論文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伍昆明研究員的《辛亥革命時期英國分裂中國西藏的“新政策”》、中央民族大學喜饒尼瑪副教授的《論民國時期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心理嬗變》，以及中共中央黨?？粕绮扛苯淌诤鷰r的《所謂“宗主權”與近代以來英國對西藏的侵略》等。

伍昆明研究員認為，辛亥革命時期，英國企圖分裂中國西藏的新政策包括兩大方面：第一是妄圖“改變西藏的政治地位”，即想把西藏變成所謂“中國宗主權”下的自治國，而實際則為英國的附庸。第二是圖謀鯨吞與印度北部阿薩姆邊界接壤的西藏門隅、珞瑜和察隅等廣大地區(qū)。隨著西姆拉會議的破產，英國的這一“新政策”也遭到徹底失敗。伍文充分利用英國外交部檔案，以確鑿的事實證明：英國確曾有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圖謀，所謂的“宗主權”只是想借名稱的差別偷梁換柱。

胡巖認為，考察英帝在西藏問題上使用“宗主權”這一概念的全過程，有助于了解英國侵略西藏政策的形成和演變。該文利用中英文材料詳細闡述了英國在近代侵略我國西藏的過程中的種種表現(xiàn)。作者認為，英國侵略西藏所采取的政策比較特殊：這就是并不直接占領西藏全境變西藏為英國的殖民地，而要變西藏為英國獨占的勢力范圍，使其脫離中國，與中國中央政府處于一種若即若離、不即不離的狀態(tài)，成為一個緩沖國。同樣，出于帝國主義全球利益的考慮，英國政府從未認真地把支持西藏獨立作為自己的政策，更不欲為此而承擔任何責任。

清代西藏方面

清代西藏歷來是學者們的關注點，有關材料也十分豐富，此次提交的有關論文中以人物研究居多，其他還涉及中外民族關系、清代對藏區(qū)的治理等方面的內容。

張羽新（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指出：駐藏大臣是主持藏政而非監(jiān)督藏政；駐藏大臣的權力高于達賴。他的《駐藏大臣地位和職權的歷史考察》一文通過對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政治地位和職權的比較、分析、考察，以及對《藏內善后二十九條章程》、《（嘉慶）大清會典》中駐藏大臣職掌的比較研究，認為駐藏大臣既是“欽差”，又是西藏地方行政長官，其法定地位和職權即總攬事權、主持藏政，即使到清末，其權力雖有所削弱，但其法律地位和職權并沒有改變。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生李若虹的《對策拔克受賄案的再探討》則是對駐藏大臣的個案研究。她通過對漢藏文文獻，尤其是新近出版的《多仁班智達傳——噶錫家族記實》（湯池安譯，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研究，指出策拔克（清嘉慶時期）的革職并不是受多仁父子的賄賂使敏珠爾（丹津班珠爾之子）進入噶廈而引起清政府的不滿造成的，他的革職是出于與此事相關的其他因素（如駐藏大臣間的勾心斗角及西藏地方官員間的沖突等）。

陳慶英研究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圍繞清代西藏地方與中央王朝關系史上最早的一件大事，即１６３９年西藏派遣使團到沈陽與當時尚未入關的清王室聯(lián)系的記載的許多疑點，爬梳有關藏漢文史料，撰成《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實再探》一文，條分縷析，提供了不少有益的信息。而鄧銳齡研究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的《清初闡化王入貢請封始末及其意義》則就清順治朝（１６４４—１６６１）西藏地方原明封闡化王入貢進表及其印章的延續(xù)之事，闡明了五世達賴喇嘛及第巴等臣屬于清中央觀念的由來。

德國波恩大學教授彼得·施威格（Peter Schwieger）對白利王頓月進行了探討（《白利王頓月歷史初探》）。他指出：１７世紀前半葉西藏東部的白利王頓月并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是本教的提倡者，敵視佛教，特別是格魯派。作者認為，白利王頓月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并不是一開始就對佛教采取敵視態(tài)度的，他曾頒布有關僧職人員的法令，對佛教徒與本教徒一視同仁，他從與佛教的原則合作到對佛教的公開敵視有一個轉變的過程。

關于清代的研究文章，主要還有臺灣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張駿逸教授的《1886年英人對西藏的認識》、旺多（藏族，西藏大學講師）的《考清順治帝敕封五世達賴的金冊金印》、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生格雷·塔托（Gray Tuttle）的《１６世紀下半葉蒙古的進入以及同安多地區(qū)藏族的相互影響》等。

吐蕃方面

吐蕃史同樣一直是藏學研究者們探討的重點。盡管新史料的發(fā)掘工作還不夠深入，但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現(xiàn)有的史料，也可以得出相應的新的結論。

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林冠群的《唐代吐蕃的僧相體制》就僧相體制是否為吐蕃的常制以及這一體制對吐蕃的影響進行了探討。作者指出，吐蕃僧相的設置并非常制，是吐蕃原有體制外的產物，而且似乎未得到吐蕃史官的認同；僧相體制最終雖被罷除，但已破壞了吐蕃原有的官箴倫常，達磨贊普卒后的佞相立贊普、制國事、殺大相之種種亂象，即吐蕃王室推行僧相制度，僧相變相侵占首席宰相的職權，破壞傳統(tǒng)體制而種下的惡果。這一論述引起了與會者的關注。

日本關西大學的大原良通（Ohara Yoshimichi）講師則在《贊普即位儀式考》中指出，吐蕃贊普應有即位儀式，但在敦煌有關藏文文獻中卻不見記載。文章認為，吐蕃贊普的殯儀既是贊普最后的儀式，同時也是新贊普最初的即位儀式。殯儀和即位儀式如果同時舉行，在記錄殯儀時就不必要記錄即位儀式。贊普的即位儀式是本教祭司在陵墓前主持舉行的，一旦本教和贊普失去聯(lián)系陵墓就不再需要，9世紀以后本教和贊普沒有聯(lián)系，所以吐蕃再沒有建造大的陵墓。這一論點引起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有的提出贊普陵墓并不是贊普去世后才修建的，在藏文文獻中就有有關贊普在位時修建陵墓的記載；有的認為吐蕃贊普是否有即位儀式值得懷疑，因為吐蕃贊普是世襲的，贊普本身就很神圣，似乎沒必要舉行此種儀式；有的則結合考古發(fā)掘的材料指出，吐蕃的墓葬，殯和葬是分不開的。因此吐蕃贊普有無即位儀式還需考證。

涉及吐蕃的還有河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嘉弘的《論唐元時期的吐蕃政制》、四川聯(lián)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石碩的《聶赤贊普“天神之子入主人間”說考》、格桑頓珠（藏族，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副教授）的《吐蕃贊普何以用象雄語起名》等。

除以上專題外，還涉及其他一些論題。如木雅貢布（藏族，北京民族圖書館研究館員）的《藏族史籍中的木雅及有關名詞術語》，就木雅的王名（木雅色胡王、木雅雜米王、木雅黨桂王）及首府名（噶居溫朵、達孜多）在木雅語中的含義進行了探討，并考證了相應的藏漢語名稱，認為藏漢文文獻中的部分木雅語名詞術語的譯名不確。作者同時呼吁加強對木雅語的研究。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研究館員金·史密斯（Gene Smith）提供了有關藏族家族史的出版信息（《藏族傳統(tǒng)中的家族史》），并提出應注意藏族家族史特別是貴族家譜研究的建議。上文提到的《對策拔克受賄案的再探討》就是作者通過研究新近出版的藏族貴族家史《多仁班智達傳——噶錫家族記實》而得出的新結論。邢海寧（青海省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的《〈果洛宗譜〉研究》也對這方面進行了有益探討，她還在文中探討了藏族氏族譜系與宗譜譜系的關系。

祝啟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的《公元11世紀唃廝羅政權對維護中西交通線的貢獻》指出，應重視唃廝羅政權為“絲綢之路”青海道的暢通作出的貢獻。

文物考古

青藏高原考古已愈來愈引起藏學研究者們的關注，而西藏西部又因其在古代西藏所處的特殊地位更引起研究者的矚目，因此，有關西藏阿里考古工作情況的兩篇文章（中國文物研究所情報中心副主任侯石柱的《近年來西藏西部考古工作收獲》、四川聯(lián)合大學歷史系教授霍巍的《西藏西部佛教石窟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得到了學者們的熱烈反應。

霍巍教授介紹了近年來在西藏阿里地區(qū)札達縣境內的皮央與東嘎兩村所發(fā)現(xiàn)的一批重要的佛教石窟遺跡，概述了這批石窟遺跡的發(fā)現(xiàn)情況、分布范圍及其文化內涵：它一方面填補了我國佛教石窟藝術在西藏地區(qū)的空白，為西藏西部佛教歷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也為12至14世紀古格王朝歷史、宗教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有關古格王朝這一時期的歷史文獻并不多，且有不少的疑點，考古材料的出現(xiàn)（如殘存的藏文題記），為印證歷史文獻的有關記載提供了有力的佐證；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我們揭示出西藏西部在整個亞洲古文明之鏈中所占踞的十分顯著的地位。阿里的地理位置正處在與中亞、南亞兩大佛教流行區(qū)域的交點上；而皮央—東嘎洞窟壁畫的繪制方法、風格特點以及人物與動物的特征等許多方面都顯示出與中亞、南亞佛教藝術的密切關系。而其洞窟的開鑿方式與我國新疆、敦煌等地相同，表明它與我國其它地方的佛教石窟遺跡存在一定聯(lián)系。

宗教研究

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一直是藏學研究者們關注的對象，但藏傳佛教包含的內容較為廣泛，既涉及佛教傳播史、寺院、高僧大德，也包括教派、教義、佛教典籍、佛教藝術方面的研究，以至藏傳佛教與當代社會相適應的問題也包括在內。因此盡管研究藏傳佛教者不在少數(shù)，而研究者的關注點卻不盡相同。這同樣反映在宗教組的研討中。在與會學者提交的有關宗教方面的論文中，既有對藏傳佛教的杰出領袖（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降邊嘉措〈藏族〉的《論十世班禪的愛國主義思想》）、寺院、教派、教義（青海省社會科學院民族宗教研究所蒲文成研究員的《寧瑪派大圓滿法概說》）、藝術、佛典及其版本（中國藏學出版社副編審周華〈藏族〉的《簡論藏文〈大藏經〉的各種版本及〈丹珠爾〉對勘本》）、目錄的研究，也有關于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黃顥的《關于清代金瓶掣簽制度》）、教育（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曹自強研究員的《中國藏傳佛教教育現(xiàn)狀》）、現(xiàn)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康藏研究中心羅潤蒼研究員的《新時期的藏傳佛教》）以及西藏的宗教信仰（埃萊娜·羅賓遜〈Elaine M.Robson〉的《西藏的宗教及其他信仰》）的研究，側重不一，各有所長。其中一些論文提出了新材料、新觀點。

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黃明信對《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及工布查布藏譯本《漢地佛教源流》的優(yōu)缺點進行評議。他指出：《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將漢藏兩種文字的大藏經進行對勘、比較，把漢文經論在藏文里有無情況加以著錄，可謂功德無量。清乾隆年間的翻譯名家工布查布將其譯成藏文，并提出不少他自己的見解。這均有利于研究者對漢藏文大藏經進行文獻目錄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兩者都存在一定的缺點，如《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未將同本異譯的幾種經集中在一起，并有一些前后相違之處，特別是將《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所記蕃本有無與蕃本《丹噶目錄》和現(xiàn)存藏文大藏經目錄逐條核查后，出入很大。

珀東·喬來朗杰(１３７６——１４５１）是１５世紀西藏佛學家和大學者，但很少為學術界所知，為此，西藏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克珠群佩副教授在《珀東·喬來朗杰與珀東派》一文中指出：珀東·喬來朗杰因與覺囊·喬來朗杰名字相同，經歷相似，時代相近，常被人張冠李戴或混為一人。這值得引起藏文史籍譯注者和研究者們的注意。如《土觀宗派源流》中有關桑定寺方面的內容因引用有誤，把多吉帕姆系統(tǒng)的教派歸屬問題引向誤區(qū)，而關于珀東·喬來朗杰和覺囊·喬來朗杰方面的譯注有誤，使兩者混淆不清。更需指出的是，珀東派一直在流傳，而且始終保持著融各教派為一體的獨特宗風，但因《土觀宗派源流》珀東派部分譯文不確，而且有的學者把多吉帕姆系統(tǒng)的羊卓桑定寺與香巴噶舉的娘麥桑定寺混為一談，使人誤認為珀東派早已銷聲匿跡。

美國哈佛大學范德康教授（Leonard W.J.Van Der Kuijp）主要利用藏文文獻討論了仁達瓦的生平及那個時代的兩次佛教改革（《仁達瓦及其遺著》）。作者認為藏傳佛教有兩次改革，都是在仁達瓦時期，同時也就仁達瓦與多布巴、宗喀巴的關系、仁達瓦和宗喀巴的教派歸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瑞士的阿迷海勒（Army Heller）根據敦煌藏文文獻和西藏的藝術作品探討了西藏的大日如來崇拜現(xiàn)象（《西藏的大日如來崇拜〈750—1200年〉》）。作者結合敦煌文獻分析了青海玉樹貝勒溝口、列庫溝、扎拉姆的大日如來造像和西藏昌都察雅丹瑪扎的大日如來摩崖雕像，并考察了西藏西部石窟、寺廟中的大日如來壇城，認為750至1200年間青藏高原上盛行大日如來崇拜現(xiàn)象。

美國哈佛大學劉國威則引用噶舉派帕摩竹巴（１１１０—１１７０）關于“菩薩戒二十頌”注釋及其后來藏傳佛教其他各家的注釋，較為深入地探討了在藏傳佛教戒律學中占有重要地位之“菩薩戒二十頌”（《二十菩薩戒之研究》）。

語言文字

參加語言組討論的學者共10余人，從與會者提交的論文所涉及的研究領域看，藏語研究的深度、廣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深度上已從單純的描寫語言學向結構語言學、類型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等發(fā)展；在廣度上則涉及藏緬語族乃至漢藏語系的探討，把藏語放在一個更寬的視野里研究，同時對藏語的研究還涉及到理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孫宏開研究員的《藏語在藏緬語族語言研究中的歷史地位》）、民間諺語、運用等方面內容。另外，藏語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也有所體現(xiàn)，如俄羅斯莫斯科語言大學埃萊娜·波達波娃（Elena Potapova）的《藏族音樂名詞：藏文樂器命名的主要原則》涉及音樂藝術。

就研究方向而言，書面藏語、藏語方言的研究仍占相當?shù)谋戎?。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的周季文教授和日本國立民族博物館的長野泰彥教授（Yasuhiko Nagano）分別對書面藏語的動詞、助詞進行了探討。

周季文的《論藏語動詞》認為藏語的句子實際上是受動詞制約的，因此只有弄清各類動詞的特征，才會了解藏語句子中的種種制約關系。文章在對書面藏語的動詞分成18小類的基礎上，討論了各類動詞的形態(tài)變化、功能及其對各種句子成分的制約關系。長野泰彥教授在《再論書面藏語中具格助詞-Kyis的功能》中認為藏語具格助詞除用于及物施事者之外，還可表示其他格，-Kyis具有作格—施事特性，這一認識對探討藏緬語小品詞（藏語中稱格助詞）的最初形態(tài)有一定的幫助。

西南民族學院阿旺措成教授、西北民族學院藏語系的華侃教授則分別對嘉戎話、果洛話進行分析。阿旺措成教授認為嘉戎話是藏語的一種特殊方言，它保留了較多的古藏語的讀法和古藏語詞法，因而它對研究古藏語的益處顯而易見。他在《試論嘉戎藏話中的古藏語》中對比了嘉戎話、通用藏語、古藏語的部分基本詞匯，并以敦煌藏文文獻及本教典籍為佐證，說明嘉戎話中至今還保留著不少藏語古音詞匯、古藏文詞匯（如嘉戎藏區(qū)的人名、地名以及民歌、民謠等）。華侃教授則選擇了少有人注意的藏語安多方言的牧區(qū)土語果洛話作為研究對象。他在《藏語果洛話中的結構助詞》中，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瑪沁、甘德、久治、達日、班瑪５個點的語料為基礎，探討了果洛話的結構助詞的4個特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胡坦教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的《藏語科技術語的創(chuàng)制與西藏現(xiàn)代化建設》。胡坦教授在此文中強調了創(chuàng)制藏語現(xiàn)代科技術語的必要性，認為西藏現(xiàn)代化建設離不開現(xiàn)代科學技術，而現(xiàn)代科技的傳播又離不開語言這個媒介。藏語作為西藏人民的主要通用語言，應無可推卸地要肩負起這一歷史重任，而首當其沖的便是在藏語中如何創(chuàng)制大批反映現(xiàn)代科技成果的新詞術語問題。

作者指出：藏語現(xiàn)有的科技術語以意譯為主，音譯為輔，其原則是充分利用藏語固有的構詞成分和規(guī)則參照漢語或國際通用語術語的內部形式創(chuàng)制而成。目前，藏語已創(chuàng)制了大批科技術語，但同世界科技發(fā)展的速度比，差距仍然很大；此外現(xiàn)有術語中一物多名、一詞多義、誤譯錯譯現(xiàn)象也亟需規(guī)范。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權威機構，為沒有的專業(yè)術語制定術語，對已有的術語進行審定規(guī)范，逐步同漢語和國際通用語的科技術詞標準接軌。關于創(chuàng)制藏語現(xiàn)代科技術語的必要性問題，引起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

文化、藝術

藏族文化一直是個令人感興趣的論題，吸引了不少學者從宏觀到微觀等多層次、多方位的研究。宏觀方面的如《論藏文化精神》（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教授丹珠昂奔）、《藏族思辨文化探微》（西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楊士宏〈藏族〉）《藏族雪域文化的凝聚與兼容》（國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楊盛龍），微觀方面的有《工布及工布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姚兆麟）、《西藏石刻文化探微》（西藏大學講師張虎生），均從不同側面反映出藏族文化的特點。愛立克·摩登森（Rric D.Mortensen，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生）則選取鳥卜這一題目，探討了藏族文化對其周邊民族的影響(《喜馬拉雅東部地區(qū)鳥卜研究》)。

在藝術研究方面，多數(shù)學者關注的是藏傳佛教藝術，而此次提交的有關論文中更多地探討了藏族的表演藝術。

柯林·馬克瑞斯（Colin Mackerras，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教授）認為現(xiàn)代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是相互的，藏族表演藝術所面臨的情況也不例外。他在８０—９０年代對中國藏區(qū)的幾次實地調研的基礎上論述了藏族表演藝術特別是戲劇、民謠和舞蹈的有關形式，并分析了它們在強大的、正步入現(xiàn)代化國家這種環(huán)境中的生存發(fā)展狀況（《藏族表演藝術的傳統(tǒng)性和現(xiàn)代性》）。文章認為藏族的表演藝術中傳統(tǒng)色彩仍然非常濃厚，實際上９０年代藏族文化的傳統(tǒng)色彩要比中國其他民族的任何傳統(tǒng)文化更加濃厚。文中也指出，現(xiàn)代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矛盾對立不可避免，現(xiàn)代化進程的加速必將削弱藏族文化中的傳統(tǒng)性，藏族文化很有可能發(fā)展為有著更多現(xiàn)代性特征的一種文化。但藏族文化的傳統(tǒng)不會在短時間內完全消失，藏族藝術不會消亡，因為藏族熱愛他們的藝術。

理查德·斯特貝格（Richard Strassberg，美國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教授）的研究題目是《藏漢表演流派的比較》。他指出，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漢文化對傳統(tǒng)及現(xiàn)代藏族戲劇的影響，但是直到近期，研究中國戲劇的學者才開始考慮到研究藏族戲劇對了解漢族戲劇所起的作用。本文從儀軌戲劇、歷史發(fā)展、大小戲（指藏戲）、世界戲劇環(huán)境四個方面對各種藏族和漢族的表演流派進行了比較研究。

除此之外，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巖畫研究中心的張亞莎講師探討了西藏早期美術與于闐藝術的關系問題（《吐蕃與于闐關系考——從西藏早期美術現(xiàn)象看吐蕃與于闐的文化交流》）。她通過對吐蕃時期及藏傳佛教后弘期早期的一些美術作品的分析考證，認為于闐佛教美術樣式對早期藏族美術樣式的形成有明顯的作用。日本佛教大學的小野田俊藏教授（Shunzo Onoda）則介紹了中外學者特別是日、俄學者本世紀以來至今對藏文量度造像文獻的研究情況，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藏文量度造像文獻研究概述》）。

藏學研究離不開藏學文獻的出版與收藏，而及時了解藏學資料、文獻的有關出版信息，更是研究者們熱切期盼的一件事情。與會學者不僅提供了北京和海外有關藏文文獻的收藏情況，還就目前出版的藏學文獻所反映的藏學研究內容進行了探討（如北京圖書館謝淑婧的《從〈中國藏學書目〉看藏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副研究館員阿華（藏族）介紹了《北京地區(qū)藏文典籍分布概況與分編問題》，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的蘇珊·梅英海特（Susan Meiheit）則概述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藏文文獻（《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藏文文獻簡介》）。據她介紹，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藏文文獻迄今已達7700卷，其中約5200卷是通過圖書館的新德里區(qū)域文獻部（New Delhi Field Office）收集的。在這些文獻中，有些屬珍藏品，如木刻版的藏文大藏經（德格版的甘珠爾、那塘版的丹珠爾、卓尼版的甘珠爾和丹珠爾）、1900年至1928年間分別從柔克義（WilliamWoodville Rockhill）、勞費爾（Berthold Laufer,1874-1934）和約瑟普·洛克（Joseph Rock,1884-1962）處得到的約300部木刻版和手抄本藏文文獻。最后，作者介紹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對藏文文獻的保護、有關藏文文獻目錄的編目情況，并介紹藏文文獻目錄已制成光盤，可在互聯(lián)網上查尋到。

有關文獻出版的文章還有西藏人民出版社社長旺久（藏族）的《略論藏族傳統(tǒng)印刷及現(xiàn)代出版事業(yè)》等。

此次藏學討論會還涉及法律（西藏自治區(qū)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巴桑羅布的《依法治藏與改善人權狀況》、青海省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所何峰副研究員的《〈番例〉》探析）、教育(如西藏自治區(qū)民族教育研究所譯審旦增晉美的《西藏雙語教育的實踐與探索》、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馬戎教授的《西藏現(xiàn)代學校教育的發(fā)展》等）、文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shù)民族文學所副研究員楊恩洪的《果洛的神山與〈格薩爾王傳〉》等）、地理（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武振華的《論藏語地名的漢字譯寫音譯轉寫》）、藏醫(yī)（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羅秉芬副教授《藏醫(yī)最古老的診斷法——敦煌古藏文醫(yī)學長卷研究之一》）等方面的內容。

1997北京藏學討論會是一次具有學術意義和政治意義的會議。它的召開，不僅是對近年來中外藏學研究成果的檢驗，同時也是中外藏學界進行學術交流、加深相互了解、探討新的合作途徑的一次機會。討論會涉及的研究領域廣泛，會議研討氣氛熱烈，不僅反映了中外藏學研究的基本水平，也起到了宣傳西藏、擴大中國藏學界的國際影響等作用。

會議期間，不僅組織專家學者收看了十余部有關西藏的電視片，還舉辦了藏學圖書展銷，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民族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甘肅民族出版社、五洲傳播出版社、中國對外出版集團等單位展出了近年出版的藏、漢、英、德、法等文種的8000余種的藏學書籍。我國藏學研究成果在論文、音像、圖書等方面的展示，引起了海外學者的關注。

會后，部分海外學者還到西藏、青海和山西的五臺山等地進行學術考察。他們親眼目睹了西藏的發(fā)展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加深了對藏族地區(qū)社會經濟文化現(xiàn)狀的認識與了解。

與會學者對此次會議的組織工作、會議規(guī)模與學術成果給予熱情肯定，認為達到了預期目標。這次會議的成功舉辦，將會對藏學研究的發(fā)展產生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