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研究——民族與宗教研究

劉志揚等人的《藏彝走廊里的白馬藏族——習俗、信仰與社會》（民族出版社）一書，運用民族志的寫作方法，從生態(tài)環(huán)境與歷史、自然與外部空間、內部空間與文化內涵、從農牧兼營到多種經營的生計模式，婚姻家庭及變遷、神靈與神格體系、教育發(fā)展與現狀、社會交換、民俗醫(yī)療觀念與實踐、飲食文化與社會交換、民族旅游及其“麥當勞化”共十一個部分詳細記錄描述了白馬藏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與社會發(fā)展。

王玉琴的《雅礱江中下游地區(qū)的族群互動與認同——以九龍“里汝”藏族為中心的考察》（民族出版社）一書，采用民族學與歷史學研究方法，探討了九龍“里汝”與其他族群之間的互動、認同與區(qū)分。研究顯示，“藏”與“非藏”的主觀認識是“里汝”區(qū)別自身與漢、彝的主要依據；“里汝”處理與漢、彝的族際關系時，存在明顯的族別與地域性差異；在某些區(qū)域，“里汝”與漢、彝的文化糅合程度則相當高；但在婚姻與宗教層面，“里汝”的族群認同則較為復雜。

徐黎麗、李超的《拉薩市藏、回、漢商人經濟關系探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一文，以拉薩市沖賽康批發(fā)市場、賽鑫商場、八廓街的多民族商人商品交易為切入點，研究多民族商人商品交易背后經濟交往關系及其對邊疆民族社會的重大影響。

劉俊波的《錯巴卓——多續(xù)藏族“三重空間”的體現》（《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6期）一文，認為多續(xù)藏族的重要節(jié)日“錯巴卓”，不僅展示了多續(xù)藏族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同時還是其地理空間、社會空間和歷史空間的重要體現。

洲塔、劉嘉堯的《青海阿柔藏族部落社會組織結構考述》（《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一文，阿柔部落經過幾千年的遷徙和發(fā)展演變，由最初的氏族部落發(fā)展為后來青海地區(qū)著名的大部落，由最初結構簡單、分布地域狹小的部落經歷了歷史上不同王朝的更替以及幾次大規(guī)模的遷徙而形成如今的分布狀態(tài)，部落組織形式也經歷了幾次大變化。

劉軍的《西寧市漢族、回族、藏族兒童自我意識的比較研究》（《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一文，認為西寧市兒童的自我意識水平逐年提高；不同民族兒童的自我意識水平存在一定差異，但并不顯著；西寧市兒童的自我意識總得分明顯低于全國城市常模水平（P0.05）；女生的自我意識高于男生（P0.05）。

唐仲山的《同仁縣年都乎村村落山神信仰與村落民俗的民族志》（《人類學評論》第21輯）一文，認為作為一項區(qū)域民俗事項，“於菟”系列民俗儀式與其發(fā)生的時空及人文是密不可分的。特定的邊緣（地理邊緣、文化邊緣和族際邊緣）屬性決定了區(qū)域內文化的多元屬性，從而對區(qū)域民俗的產生和延續(xù)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才貝的《一個藏族牧村的日常表達——一項來自青海省貴德縣都秀村的人類學考察》（《人類學評論》第21輯）一文，通過對牧民日常生活的考察，認為對于牧民來說，牲畜和信仰是生活的兩個重心，構建了牧民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身份，同時構成了村落社會的一套完整的生活與意義體系。

陳焱的《民族文化中宗教和諧與整合的隱喻——以四川磽磧嘉絨藏族鄉(xiāng)為研究個案》（《世界宗教文化》第3期）一文，以四川磽磧藏族鄉(xiāng)為研究個案，考察了磽磧藏族鍋莊舞、喪葬儀式中蘊含的和諧宗教思想，認為宗教的和諧思想是促進社會整合的有利資源。

馬尚林的《略論藏彝走廊中的回藏和諧民族關系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7期）一文，通過對藏彝走廊中回族與藏族和諧民族關系研究狀況的介紹，提出研究該問題的內容設想和研究的重要意義，認為回藏關系是我國西部地區(qū)歷史悠久、交往密切和具有代表性與獨特性的重要族際關系。

魏樂平的《試論滇西北一個藏族村莊的環(huán)境與生計》（《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一文，運用碧羅雪山東麓茨中村的田野調查材料，以一個藏族村莊為據點，展現了當地人半農半牧、跑馬幫、開客棧、從事漁獵、手工等傳統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