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穎：元朝之前河西走廊的交通及藏漢佛教文化發(fā)展交流交融綜論

【摘要】從漢至西夏，以河西走廊為中心，形成了連接四方的交通網(wǎng)絡。河西走廊不僅是連接西域與中央王朝的咽喉要道，也是連接南北的重要紐帶，這種重要的樞紐地位使河西走廊在元朝之前佛教文化不斷積累發(fā)展，并形成了兩次佛教發(fā)展的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五涼時期，這里成為漢傳佛教的中心；第二次高峰在西夏中后期，藏傳佛教在此得以弘揚。在整個發(fā)展過程中，河西走廊的佛教都具有明顯的包容性和融合性。

【關鍵詞】河西走廊；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發(fā)展交融

【作者簡介】高穎，女，漢族，山東人，1975年生，現(xiàn)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章來源】《中國藏學》2021年第2期。本文系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與藏傳佛教發(fā)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原文注釋從略。

【中圖分類號】B948

【文章編號】1002-557（X）（2021）02-0167-06

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結合部，東起烏鞘嶺，西至星星峽，南臨祁連山，北接騰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是一段狹長的堆積平原。在群山峻嶺和戈壁荒漠中，河西走廊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和氣候優(yōu)勢，成為資源豐富的綠洲宜居地帶。西漢之前，此地已經(jīng)是西域、南亞等地與中原商貿交流的重要通道，曾由月氏人和匈奴人控制。公元前2世紀初，漢武帝趕走匈奴，在今武威、酒泉、張掖、敦煌立河西四郡，修建長城，派駐軍隊，徙民實邊，將河西走廊正式納入漢朝治下。由于河西走廊連接中原和西域、草原和高原，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都起著橋梁的作用，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不僅是古代中原通往西部的咽喉要道，甚至關系中原封建王朝的穩(wěn)定和繁榮。河西走廊周圍民族眾多，走廊內長期以來多民族交匯聚居，在文化上起著四方紐帶的作用，形成了河西走廊眾多民族文化長期共存、深入交融的特點，其中佛教文化是濃墨重彩的一筆。河西走廊是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傳播的重要通道之一，記載著漢傳和藏傳佛教發(fā)展演變、漢藏文化交互融合的歷史過程，展示著多民族文化共同發(fā)展繁榮的風貌。本文將按照歷史順序，梳理元朝之前由漢至西夏時期河西走廊上佛教發(fā)展的脈絡，挖掘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文化發(fā)展交融的過程與特點。

一、以河西走廊為中心的交通網(wǎng)絡

漢代從長安到西域的通路，可以分為3段。從長安到武威或張掖為東段，從敦煌至西域為西段，河西走廊南北為中段。由敦煌至西域各地的路徑在兩漢之前有南北兩條，均在天山以南。這兩條路即《漢書·西域傳》所說的從敦煌出至西域的南道和北道。東段從姑臧（武威）到長安的道路，則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河西走廊南北的東西向路線，著名的有羌中道和河西走廊兩條。羌中道在河西以南，為青海路中段，經(jīng)河湟地區(qū)、青海湖和柴達木盆地，并在張掖與河西走廊相通，是河西走廊南下巴蜀的重要道路。羌中道的路線、開通時間等問題曾在學術界引起爭議，較為公認的觀點為，公元前甚至秦漢之前，羌族聚居區(qū)的確有通往西域的道路，漢宣帝時打通了這一通道，在開通時間上略晚于河西走廊。但是“從青海向西經(jīng)柴達木盆地入西域的‘青海路’正式見于記載，大致是在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前后”。也許是由于自然地理環(huán)境較差，使得青海境內通往西域的道路沒有受到漢代帝王的重視，一直被作為河西走廊的輔道，在河西走廊受阻的時候才有較多人選擇。河西走廊除了經(jīng)四郡從東向西延伸的主道，武威、張掖、酒泉以南都有通西羌的路線，祁連山上的金山山口、張掖扁都口、酒泉呼蠶水3個山口是河西通往南部的主要隘口。向北的道路，是沿著石羊河和黑河行進的。其中從張掖沿黑河進入蒙古的居延道，據(jù)考是“西漢以來北塞進出的主要大道之一”。這些輔道和支線，構成了以河西走廊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wǎng)絡。河西走廊作為西北地區(qū)交通網(wǎng)絡的中心，又是西域通往中原最便捷、最重要的通道，便成為佛教傳入的主要路線，以及最前沿的佛教文化中心。

二、漢到唐初，河西走廊是漢傳佛教的義理修行中心

漢朝（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與魏晉南北朝（220年—589年）時期，是佛教初傳中土、漢傳佛教形成的早期。在這一時期，河西走廊作為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經(jīng)之路，最早受到佛教文化影響，高僧名士取道停息、譯經(jīng)禪修、講經(jīng)交流，佛教文化與中華本土文化在此磨合交融，孕育著漢傳佛教的繁榮。

佛教正式傳入的標志，有官方文獻記載的是永平求法。公元1世紀，蔡愔和秦景奉漢明帝旨意沿絲綢之路前往印度求取佛法，實際未到印度，從大月氏請回了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建立寺廟，翻譯佛經(jīng)，佛教正式在中土傳播。佛學界較為公認的是湯用彤先生提出的觀點，認為“伊存授經(jīng)”是佛教初傳的標志，比官方記載早了一個世紀。公元前2年漢哀帝時，大月氏王的使節(jié)伊存來朝，在長安向漢朝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jīng)》。這兩種說法的共同點是初來東土的佛教來自西域，而非印度本土。“它可能從西北慢慢滲入，經(jīng)由橫跨歐亞的絲綢之路上的兩條支線在敦煌進入中國，并且從那里穿過河西走廊進入‘關中’和華北平原，那里正是后漢都城洛陽坐落的地方”。從漢至南北朝與中原往來的佛教僧徒，也多數(shù)是西域本土或在西域停留的他方高僧。方廣锠先生曾經(jīng)明確指出，當時南方佛教也是由絲綢之路經(jīng)河西走廊傳過去的：“長江流域的佛教實際也經(jīng)由西域道傳入，然后在河西走廊入青海，進四川，沿江而下”。近年來長江流域出土了帶有佛教元素的古器具和藝術品，將佛教傳入中國南部的時間提前，但是佛學界主流依然認為，佛教初傳時期的主要通道是絲綢之路北路。例如賴永海教授不否定海路在佛教初傳中的作用，但認為“從目前的證據(jù)看，以陸上‘絲綢之路’為最早”。其原因在于漢王朝并沒有打通從西南夷進入印度（身毒）的通路，“漢王朝與身毒的交往很可能還是經(jīng)河西走廊來實現(xiàn)的”，而且“大月氏是身毒與漢王朝交往的關鍵通道”。可以確定河西走廊在佛教傳入中土的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兩漢期間，河西走廊農畜興旺，貿易繁榮，文化發(fā)達，成為全國經(jīng)貿和文化重地。良好的物質基礎、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和頻繁的商貿往來，使佛教在這里悄然扎根。魏晉南北朝時期，河西政權雖交替分立，但仍然保持著經(jīng)濟發(fā)達、社會太平的面貌，中原儒士為避戰(zhàn)亂移居此地，增強了河西的文化氛圍。諸國國主多崇尚佛教、禮遇僧眾、建寺開窟，致使佛教蔚然成長。儒釋道都在河西發(fā)展繁茂，諸多飽學之士以儒、道解佛，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形成多元繁榮的河西文化。西行求法和東來傳法的僧人在河西走廊上修行譯經(jīng)、收徒傳法，往來僧眾絡繹不絕。河西走廊成為東來僧人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的重要地點。據(jù)陸慶夫先生的不完全統(tǒng)計，僅在五涼時期，史籍記載的東來西往于河西的著名佛教高僧有29人，在河西進行過有跡可考的佛事活動的著名僧人有59人。“敦煌菩薩”竺法護是生長于敦煌的月氏人，他的譯經(jīng)事業(yè)肇始于河西，開展于長安。著名高僧鳩摩羅什曾被呂光父子留居姑臧17年，雖不能譯經(jīng)講法，但精習漢語、體解民俗，為后來長安譯經(jīng)打下深厚基礎。可以說，在漢傳佛教形成時期，河西走廊是佛教初步中國化的重要門徑。

此時的河西佛教以經(jīng)典翻譯、義理發(fā)展和禪修為主，修建了大量佛寺、石窟和佛塔，形成了敦煌、涼州兩個佛教中心。佛經(jīng)作為佛法的載體，是佛教的核心要素之一，經(jīng)典翻譯通過語言的轉換實現(xiàn)了思維方式、文化意義的轉換，是佛教傳播和佛教中國化最重要的一環(huán)。“前涼譯經(jīng)6卷，北涼譯經(jīng)311卷，加起來已與東晉譯經(jīng)卷數(shù)（468卷）相差不遠，而超過了北魏時期（274卷）”。北涼時期，涼州城內有300多人的國家譯場，歷史上著名的高僧曇無讖、支施侖、浮陀跋摩、道泰、慧嵩、沮渠京聲等在此廣譯大小乘經(jīng)論，包括《大般涅槃經(jīng)》《般舟三昧經(jīng)》《金光明經(jīng)》《大方等大集經(jīng)》《悲華經(jīng)》《佛所行贊》《菩薩善戒經(jīng)》《優(yōu)婆塞戒經(jīng)》《治禪病秘要法》《阿毗曇毗婆沙論》等重要的佛教經(jīng)典此時都有翻譯流布，為此后漢傳諸宗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經(jīng)典和義理依據(jù)。禪修是古老而普遍的修行方式，印度和中國的傳統(tǒng)宗教都重視靜坐修行，釋迦牟尼創(chuàng)新和傳布的禪修方法側重于止觀雙運、定慧等持，是佛教修行中不可或缺的途徑。禪修在河西大規(guī)模傳播，說明了河西佛教準確地傳承、發(fā)展了印度佛教的修行內核。寺廟和石窟的出現(xiàn)一方面是為了滿足禪修者對修行地點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為了滿足信仰者對世間福報的追求。北魏滅北涼后，將涼州三萬戶居民遷往當時的國都平城，其中包括大量佛教僧眾，當時東遷的河西高僧玄高、慧崇、曇曜、師賢等人對北魏朝廷崇佛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場戰(zhàn)亂中，還有一部分僧人南下，使在這里初步本土化的佛教思想和修行方法散布全國，對巴蜀、中原和江南佛教產(chǎn)生重大影響。隨著僧人的散失，涼州佛教衰落，譯經(jīng)和禪修中心東移，修建佛窟的傳統(tǒng)卻保存了下來。

隋朝和唐朝前期，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視對西部的經(jīng)營，河西走廊暢通無礙，經(jīng)濟繁榮、社會穩(wěn)定，達到了發(fā)展的高峰。再加上歷代皇帝崇佛，走廊北部的高昌國也崇信佛教，這樣的環(huán)境保證了佛教在河西走廊平穩(wěn)地發(fā)展繁榮。然而，此時的佛教中心已經(jīng)東移至長安，河西佛教的義理和修行都衰落了，鮮見有影響力的高僧。相對而言，因高僧途經(jīng)河西而舉行的佛教活動增多，佛教信仰世俗化的特點突出。印度高僧達摩笈多在東來途中曾在高昌、瓜州停留數(shù)年，玄奘西行求法時曾在涼州、瓜州逗留講經(jīng)，河西節(jié)度使哥舒翰邀請?zhí)泼芨呱豢盏胶游髦v學，不空在河隴地區(qū)游歷3年，其間住持涼州開元寺。然而，河西百姓信仰佛教的熱情不減，可見許多民間抄寫經(jīng)咒、修窟塑像、供養(yǎng)寺僧的記載。河西走廊從義理佛教的輸出地，變成了因地理因素而重要的佛教信仰地。

三、唐朝中期到宋，漢傳和藏傳佛教在河西融合

764年到781年，涼州、甘州、肅州、敦煌先后被吐蕃政權攻占，此后百年間，河西走廊一直處于吐蕃的統(tǒng)治之下，與中原的交通被切斷。最初攻占河西時，吐蕃正值赤松德贊掌權，距離松贊干布從祖國內地和印度引入佛教已有一百多年，佛經(jīng)翻譯初具規(guī)模，僧人享有較高的社會聲譽，并在世俗政治中掌握實權，佛教在吐蕃已經(jīng)有較大影響。吐蕃占領河西時期，幾代吐蕃贊普曾駐扎敦煌處理政事，王妃和宰相也曾在此組織譯經(jīng)和抄經(jīng)。據(jù)統(tǒng)計，“當時僅有三萬人的沙洲便有上千僧尼”，“這時期的敦煌莫高窟已修鑿了57個洞窟，并補繪前代洞窟約20個，重繪約11個，合計今莫高窟中保留有吐蕃時期內容的洞窟88個”，可見敦煌等地的佛教不僅免于唐武宗的會昌法難，而且保持一貫的興盛發(fā)展?？梢酝茰y，當時吐蕃在河西地區(qū)實行了保護佛教的政策。吐蕃王室與河西佛教也有交集，河西高僧曇曠晚年著有《大乘二十二問》，從其自序中可以看出，是為了應答吐蕃贊普對佛教義理的疑問而作。敦煌禪僧摩訶衍入藏并參與了佛教義理的頓漸辯論，禪宗思想傳入吐蕃，對藏傳佛教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藏漢佛教的融合是河西走廊佛教發(fā)展的必然方向，在吐蕃統(tǒng)治晚期，精通藏漢文的“大蕃國大德法師”法成和尚，就是當時河西佛教融匯漢藏的集大成者。法成被稱為“敦煌譯經(jīng)三藏”，以藏漢經(jīng)典的翻譯和唯識宗經(jīng)論的傳講而著名。他所翻譯的經(jīng)典，由漢譯藏的有《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賢愚經(jīng)》《解深密經(jīng)疏》等14種22部；由藏譯漢的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諸星母陀羅尼經(jīng)》《菩薩儀二十頌》《薩婆多宗五事論》等。公開宣講的經(jīng)典以《瑜伽師地論》為主。他去世后，弟子法鏡以宣講《凈名經(jīng)關中疏》著名，他曾經(jīng)到長安面圣，并受到褒獎。法鏡之后，法成的弟子法海曾講授《大乘百法明門論》。

848年，吐蕃陷入內亂。隨后的一百多年，吐蕃地方陷入分裂割據(jù)狀態(tài)。敦煌豪族張議潮趁機占領瓜州和沙洲，河西走廊西段進入近一個半世紀的歸義軍統(tǒng)治時期，直到1036年被西夏剿滅。中段的甘州872年被甘州回鶻占領，1028年歸入西夏。東段的涼州則在861年短暫歸唐之后，862年又被吐蕃占領，五代初期，涼州被漢人統(tǒng)領，五代末到宋初演變?yōu)橥罗肆_支統(tǒng)治，宋朝時由吐蕃折逋氏和潘羅支任首領，直至1014年被黨項吞并。從唐末、五代到宋初，河西走廊基本處于政權割據(jù)對峙之中，東、西、中段三地自立政權領袖，都接受中央政權的冊封，向中央政權朝貢，這使河西走廊保持基本暢通。此時，由于我國政治經(jīng)濟中心處于東部，海上絲綢之路早已在唐朝時開通，陸上絲路在經(jīng)貿上的重要性已經(jīng)降低。然而，河西走廊作為通向西域的咽喉，仍然有無可替代的意義。河西走廊及其周圍前后出現(xiàn)的政權，西昌回鶻、唃廝啰、遼、宋等，境內都盛行佛教，統(tǒng)治者們多數(shù)有佛教信仰，并對佛教普遍采取了扶植或利用的策略，僧人參與政治和外交，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因此，佛教文化仍舊是河西走廊一帶民間信仰和政治生活的主色調。然而，這一時期河西走廊的佛教義理修證力量衰落，在僧人法成及其弟子的佛教義學湮滅后，就失去了影響力，佛教更多地與政治和民間信仰結合，成為世俗化的信仰形式。歸義軍時期的名僧還有任都僧統(tǒng)的洪辯。敦煌文獻中留存有3篇對洪辯的贊文，從中可知他擅長持戒和禪修，操行和辯才都很好，是當時廣受尊敬的一代名僧。歸義軍中后期，河西走廊的佛教界鮮有有影響力的高僧，僧團戒律廢弛，宗教活動以求福禳災為主。

四、西夏時期，河西走廊藏傳佛教興盛，漢藏佛教并榮

黨項建立西夏后，河西走廊歸入西夏（1138年—1227年）治下，與中原的交通再次受阻。雖然西夏并未切斷這條道路，但對過境的官員和商人非常嚴苛，對僧侶則非常寬容，不僅免征關稅，而且禮遇有加。大多數(shù)來宋的貢使和商賈改走青海道，河西走廊上的商貿活動減少，但佛教活動不僅不減，反而因為西夏皇族的推崇而興盛。由于黨項與吐蕃的關系密切，他們的商貿往來主要通過黨項故道進行，這條路“從興慶（銀川）往南，或從長安西行，經(jīng)過鳳翔、鳳州（鳳縣）、成州（成縣）等地至武州（武都，茶葉集散地），從武州沿羌氐東路西出疊部，由疊部向西南行，至阿壩，再往西北，經(jīng)久治、班瑪?shù)鹊兀皖伩?，至中壩（產(chǎn)馬之地）與吐蕃交貿”。通過這條道路，藏傳佛教僧人和西夏之間交往不斷。

西夏歷經(jīng)十帝，治國近兩百年，始終兼容漢傳和藏傳佛教，以之為治國和外交手段，并發(fā)展出了完備的佛教管理制度，河西走廊的佛教此時達到了又一個高峰。西夏以佛教為國教，尊重儒、道和民間原始宗教，呈現(xiàn)出以佛教為主的多元并存的信仰格局。黨項早有信奉佛教的傳統(tǒng)，這是西夏皇室崇信、重用佛教的重要的心理原因之一。西夏境內多民族融合聚居，占主體的漢、吐蕃、黨項、回鶻和鮮卑都有佛教信仰。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碑記記載了羅太后誓要“度僧西番、番、漢三千員”的愿文，體現(xiàn)出西夏皇室對佛教的虔誠信仰，及對吐蕃、黨項和漢族包容尊重的態(tài)度。西夏周圍的遼、宋、吐蕃、西昌回鶻等，佛教都占據(jù)重要地位。這樣的情況決定了佛教在西夏的重要性。

河西走廊是以漢、藏、回鶻為主要民族的地區(qū)，再加上涼州被設為陪都，使得佛教在此發(fā)展繁榮，敦煌和涼州再次成為佛教中心。西夏上層在敦煌的莫高窟、榆林窟、東西千佛洞等處開鑿、重修洞窟，繪制壁畫，供養(yǎng)佛像，清理積沙，供養(yǎng)僧眾誦經(jīng)修行。甘州、涼州形成的佛教中心以建造或重修寺廟、供養(yǎng)僧眾、譯經(jīng)刻經(jīng)為特色。西夏名寺在涼州地區(qū)有護國寺、洪元寺、圣容寺、崇圣寺、海藏寺、雜木寺、賀家寺等等。據(jù)說護國寺始建于阿育王時代，乾順帝于1093年大規(guī)模修繕，有《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留存至今。甘州建有臥佛寺、崇圣寺、誘生寺、大覺圓寂寺、禪定寺等。

西夏佛教的一大特色是漢藏佛教交融鼎盛。唐朝時，經(jīng)河西走廊傳入中原地區(qū)的佛教已經(jīng)成功與本土文化融合，禪宗的興盛表明佛教在教義、修證、教制等方面完全實現(xiàn)了本土化。到了宋代，佛典集結從官方深入民間，當時流行的大藏經(jīng)版本共有5種，除開寶藏為官方刻印外，萬壽藏、思溪藏、毗盧藏、磧砂藏等都是民間版本。西夏先后6次從宋朝求取、獲贈大藏經(jīng)，依其為底本刻印漢文大藏經(jīng)，并譯為西夏文，在境內廣泛流通。西夏與吐蕃淵源甚深，可以稱“水乳交融”，黨項人很早就有藏傳佛教信仰。研究證明，西夏從建立初期就有一些譯自藏文的經(jīng)咒和儀軌，天梯山石窟、莫高窟、亥母洞遺址等都發(fā)現(xiàn)了由藏文翻譯為西夏文的經(jīng)本和刻板。黑水城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許多有西藏特點的唐卡和繪畫、譯自藏文的佛教文本133種，還有以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經(jīng)。從西夏文獻的記載，可以看到西藏特色的燒施結壇法事儀軌。莫高窟第465窟，有西夏時期建造的藏傳密教壇城。西夏時期的富有藏密色彩的繪畫、建筑、擦擦等在榆林窟和東西千佛洞都有大量發(fā)現(xiàn)。至11世紀，藏傳佛教已經(jīng)從“滅佛”中恢復過來，在地方勢力的支持下發(fā)展為諸多宗派，以噶舉派和薩迦派最有影響力。西夏在與青塘唃廝啰政權修好之后，重用藏傳佛教，與這兩派往來密切。夏仁宗曾派使迎請噶舉派都松欽巴，并供養(yǎng)他所在的粗樸寺；都松欽巴派弟子格西藏索哇到西夏傳法，被夏仁宗封為國師，后升任西夏第一任帝師。其后，噶舉派的喜饒僧格、藏巴·東庫瓦旺秋扎西也曾做過西夏皇帝的帝師。劉立千稱“西夏人多甸木雅貢仁去拉薩東北墨竹工卡建止貢寺，弘揚大手印及那若六法等教授”。按照《薩迦世系史》的記載，西夏王室在薩迦派三祖時期與薩迦派有了往來，西夏皇族后裔有一支住持昂仁寺，并且“西夏滅亡后其皇室子孫繼續(xù)活躍在西藏和元代的政治和宗教的舞臺上，為薩迦派的發(fā)展作出貢獻”。

西夏繁榮的佛教文化和重用僧侶的施政深深影響了蒙古。鐵木真建立大蒙古國后將西夏作為第一個進攻對象，在對西夏的戰(zhàn)爭中，河西走廊是最早的戰(zhàn)場。1205年，蒙古出兵從河西走廊西端的力吉里寨進入走廊，縱兵侵掠瓜州、沙洲。1226年，蒙古先后進攻沙州、肅州、甘州、西涼府，占領河西走廊。此時，西夏藏傳佛教的上層僧人已經(jīng)和蒙古上層領袖有往來，成吉思汗攻下西夏后曾問法于西夏帝師旺秋扎西，并召請薩迦派喇嘛察克羅乍斡阿難達噶爾貝前來宣講佛法。窩闊臺汗時，闊端鎮(zhèn)守河西。闊端信仰薩滿教，并對佛教有所了解，“身邊已有幾位藏族僧人”，但教理水平都不高。為征服吐蕃，闊端邀請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于1247年在涼州會晤，薩班代表藏傳佛教諸派同意吐蕃全境歸順蒙古，闊端接受金剛灌頂，成為藏傳佛教薩迦派信徒。此后，薩班在涼州講經(jīng)傳法，直到身故。他的侄子八思巴10歲時就跟隨他從吐蕃來到?jīng)鲋荩?7歲繼位成為薩迦派教主，在涼州繼續(xù)弘法，1253年應忽必烈召請離開涼州前往六盤山。薩班和八思巴在涼州停留了10年，藏傳佛教成為涼州佛教的主流，金塔寺、蓮花寺、海藏寺、白塔寺等成為主要寺廟。

五、結語

首先，在元朝之前，河西走廊上佛教文化有兩個興盛的高峰。第一個高峰在五涼時期，漢傳佛教在從西域傳入中原的過程中，由于河西走廊在交通上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河西本地文化的興盛而使佛教在此初步中國化，形成了敦煌和涼州兩個佛教義理和修證中心，高僧輩出、經(jīng)論傳譯是其重要特點，漢傳諸宗所依的主要經(jīng)論都與河西走廊有一定的聯(lián)系。第二個高峰在西夏中后期，由于吐蕃藏傳佛教后弘期的發(fā)展和傳播，以及西夏皇室百年如一的崇佛政策，正在發(fā)展中的藏傳佛教與完成了中國化的漢傳佛教在此融合發(fā)展，敦煌和涼州再次成為佛教中心。這個高峰體現(xiàn)出了佛教世俗化的特點，僧團社會地位極高，但戒律頹廢。

其次，河西走廊上佛教文化的發(fā)展連綿不斷，除了與本地政治文化因素有關，其地理交通上的獨特性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從漢至西夏的一千多年里，除了“安史之亂”后被吐蕃占領的時間段，河西走廊的南北交通基本保持暢通。交通通暢確保了河西社會和經(jīng)濟的穩(wěn)定以及佛教文化的不斷輸入。五涼時期，河西走廊負擔著由西域向中央王朝的佛教文化輸送。唐朝開通海上絲綢之路，佛教中心東移，而且唐中期，漢傳佛教的格局已經(jīng)形成，佛教輸入階段的任務基本完成，進入了與本土文化深入融合發(fā)展的階段，這使河西走廊上佛教輸入減弱。西夏中后期，吐蕃佛教的強勢發(fā)展和黨項的政治需求突出了河西走廊連接南北的作用，通過河西將佛教文化輸入蒙古，為元朝之后藏傳佛教的興盛提供了基礎。

第三，交流交融是河西走廊佛教文化的顯著特色。河西佛教在形成之初，就受到了多民族的共同信奉。河西走廊多民族聚居的歷史傳統(tǒng)，造就了其佛教文化的包容性和交融性。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中，漢藏佛教不僅彼此融合，而且與道教、儒教、景教、伊斯蘭教和多種民間信仰融合，發(fā)展出了多種多樣的形態(tài)。這些融合的形態(tài)，在河西走廊豐富的石窟、壁畫、寺廟建筑和多種多樣的民間藝術中都有體現(xiàn)。而且以慈悲圓融為主調的佛教文化也為河西走廊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社會和諧、家國平安成為走廊地帶信眾共同追求，這些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各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時至今日，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河西走廊作為中華民族和諧繁榮的記載者、中華文明多元融合的見證者，是中華民族和合一家的典型代表，對我國的文化發(fā)展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