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藏學研究的幾點思考——紀念導師李有義九十誕辰有感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制度，我在一個歷史上被稱為“化外之域”的偏僻藏族牧區(qū)報名參加“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并于第二年春天被錄取進入西南民族學院中文系中文班。然而我在大學的椅子還沒坐熱，全國招考研究生的工作又開始了。盡管我當時還不知道研究生為何物及什么是藏學等，我還是在周圍老師和同學的鼓勵下，大膽地報了名。就在成都報名的那天，我第一次聽到“李有義”這個名字。萬萬沒有想到，從那時起到現(xiàn)在長達25年，我與李有義導師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二十多年來，在感情上我與李有義教授親如父子，迄今他的孩子們叫我“格勒哥哥”，他的外孫叫我“格勒舅舅”，盡管我們沒有血緣關系，但在事業(yè)上我們相互鼓勵，共同為中國藏學的繁榮、發(fā)展而奔波。1981年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yè)后，雖然他離開北京，前往美國講學并定居至今，但我們之間書信和電話聯(lián)系從未間斷，他每次回國都要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并到我家看望我和我的家人。我每次應邀去美國訪問或講學，都要去他家。1989年我第一次應邀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課，在沒有租到自己的住房之前，整整半個月住在他家。他待我親如子女，每天早晨，當我從睡夢中醒來時，李先生已經(jīng)在廚房為我做好早餐。每次飯后我們師生二人一起散步，一起探討我的講稿“Ethnic Minority of China”《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他向我傳授在國外講課的經(jīng)驗，令我備受鼓舞。2001年他應邀回國參加國慶觀禮，抽空與師母一起到我家，對我的全家更是關懷備至。更令人驚喜的是，他雖年高九十，但心態(tài)年輕，無論是師生團聚，還是貴賓臨門，都能滔滔不絕，精力充沛。在這種情況下我冒昧地提出了征集和出版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的建議，他不但欣然答應，而且回美國后，不到一年內(nèi)，竟然親自寫出了洋洋近十萬字的自述!此時此刻，我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默默地祝愿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導師健康、長壽，當一位百歲老人!

一、藏學研究與藏語文學習

1977年，李有義導師從全國18位考生中，看中并錄取我這個歷史學、藏學、民族學基礎知識淺薄的藏族學生為他的研究生，并一直把我當作重點培養(yǎng)對象，我相信他是經(jīng)過一番慎重考慮的。因為他一貫主張，從事藏學研究必須培養(yǎng)藏族學者，必須漢藏學者結(jié)合，必須學習藏語文知識。在李有義導師看來，研究藏學如果不學藏語文，不與藏族學者相結(jié)合，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藏族社會文化。我記得我們?nèi)雽W后，他首先邀請民族大學的莊晶老師為我和我的兩個師兄翟勝德(漢)和祝啟源(漢)教藏文，同時又邀請了我國著名的藏族藏學家東嘎·洛桑赤烈單獨為我開設古藏文文獻課，指導我閱讀古藏文。說實話，東嘎教授當時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教學工作和科研工作都很忙，在這種情況下要說服他接受我這個研究生單獨授課，談何容易。為了使他愿意收我這個學生，李先生親自帶我去登門拜見東嘎教授，而且還委托民族大學扎西旺都老師說服東嘎教授。經(jīng)過一番交談和面試，東嘎先生欣然接受了我這個來自康巴不懂拉薩口語的藏族學生。我的古藏文課就這樣開始了。說是上課，其實就是閱讀輔導，他指定我閱讀一些古藏文文獻，有了問題就找他，教室就是他的宿舍或紫竹院公園。在公園散步時，他常講一些藏族古代歷史人物故事和歷史事件，回答我提的問題。這樣的教學方法，令我興趣盎然。李有義教授之所以如此重視我們學習藏語文，我想是從藏學研究的歷史和客觀需要出發(fā)的。正如他本人所言：“西方的藏學首先是從研究藏族的語言文字開始的，因為要研究一個民族首先你就得懂他的語言，否則你就無法接近他和了解他?！备螞r藏族有可信的文字記載的歷史，從公元6世紀算起，長達一千四百多年。在我國各民族中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僅次于漢族，居第二位。積累記錄藏族歷史文化的藏文史籍浩如煙海，其內(nèi)容除了宗教，還有歷史、哲學、醫(yī)學、藝術(shù)等。當我們今天對西藏的傳統(tǒng)文化如此陶醉之時，或如此多的人試圖征得藏族古老文明的底蘊之時，若不懂得藏語文，何謂藏學研究?有些學者對學習藏語文在藏學研究中的地位不屑一顧，論文照寫，專著照出，教授照當，并為此而進行的辯解已繞耳多年。然而誰都明白，離開藏文史料和藏語文，藏學專家又立足何處?如果沒有整理、翻譯和出版藏文古籍，藏學論著的論據(jù)從何而來?不言而喻，學習藏語文，利用藏文古籍是我們中國藏學的優(yōu)勢所在，也是我們中國藏學研究今后繁榮、發(fā)展的基礎。同樣它是一個真正的藏學家所必須具備的重要條件。西藏在中國，四百多萬藏族人民生活在我們的國土上，藏學的故鄉(xiāng)在中國。中國的藏學研究如果不學藏語文，不利用藏文文獻，如何一匡天下而形成世界權(quán)威的藏學研究中心呢?又如何博古通今，了解西藏呢?我周圍有許多朋友常常喜歡討論什么是藏學，什么是藏學家，我們固然可以從理論上回答這個問題，但也可以從國內(nèi)外我們所熟知的著名藏學家身上得到更加清晰的答案。國內(nèi)的老一輩藏學家如于道泉、李有義、劉立千、任乃強、王森、王堯等都可以說是從學習藏語文起家而步入藏學領域的，并為中國藏學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于道泉教授是我國最早認識到學習藏語文對藏學研究重要性的漢族學者之一。為了深入研究藏學，20世紀20年代初，他歷經(jīng)種種困難，運用各種渠道開始研讀藏文，甚至下決心搬到北京雍和宮去和僧人們一起生活，交朋友，在此基礎上，完成了轟動一時迄今還在藏學界享有盛譽的專著《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一書。新中國成立后，他調(diào)到中央民族學院任教，親自創(chuàng)建了我國自己的第一個藏語專業(yè)班，他在教學中要求學生們先學藏文，以語言為基礎，再鉆研藏學其他領域，培養(yǎng)出了新中國第一批藏語文功底深厚的中國藏學家。關于我的導師之一的王森先生，解放前在北京很難找到藏語文語言環(huán)境的條件下，熟背格西曲扎詞典步入藏學領域并聞名中國藏學界的佳話已是人人皆知。我的導師李有義為了學習藏語文和了解真實的西藏，在交通條件極其困難而且社會治安極不安全的舊西藏，冒險步行到拉薩拜藏族喇嘛為師，學習藏語文，寫下了新中國最早的藏學名著之一《今日的西藏》，還有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1919—1922年在哈佛大學學習藏文，然后寫下了名篇佳作《明代中國與吐蕃》。國外藏學界，美國的西開斯大學的梅爾文·戈爾斯坦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南?！ち形慕淌?，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勞倫·愛普斯坦教授，瑞士蘇黎世大學的馬丁·布朗教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高馬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的范德康教授等著名藏學家，無一不是通過學習藏語文起家，步入藏學領域的。因此，我認為：藏學既然是以藏族為研究對象的學科，藏語文是藏學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一個藏學家除了學習和掌握專業(yè)基礎知識和漢語文以及外文外，更應要學習藏語文，否則藏學家名不副實。

二、藏學研究為現(xiàn)實服務

跟隨導師李有義教授多年，我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他的拳拳愛國之心。從他90歲自述的字里行間我們也可以感覺到其愛國報國之心切。由此我得到的啟迪之一就是中國藏學研究的發(fā)展離不開為現(xiàn)實服務。藏學研究雖非企業(yè)生產(chǎn)，但藏學研究的目的應該也必然是為社會服務、為大眾服務，從這個角度講，藏學研究成果也是文化產(chǎn)品。這樣的產(chǎn)品所產(chǎn)生的社會效應關系到人類的文明，關系到西藏的文明的導向。當今世界，好萊塢槍殺片、恐怖片的流行，正在影響著一代年輕人。美國校園每年發(fā)生的槍擊事件，不能說沒有好萊塢的一點“功勞”吧?在西方正在流行的中國“功夫”，不能說與當代中國影視大量流行的武打片沒有一點點關系吧？同樣，目前國際上一股“藏獨”暗流，不能說與國外一些極力主張“藏獨”的“藏學成果”沒有一點關系吧?回顧國外藏學研究的發(fā)展史，既有“厚古薄今”的歐洲傳統(tǒng)，也有為本國政府決策咨詢服務的美國傳統(tǒng)。近十多年來，我多次出國講學和考察就明顯地感受到，當代歐美藏學研究為現(xiàn)實服務的動向，即有的“藏學研究”實際上是服務于某些國家政治集團的利益，寓政治于學術(shù)之中。無論是確定研究課題，還是組織學術(shù)研討會，常常有一種無言的目的。他們中的一些人，以藏學家的面目出現(xiàn)，為“西藏問題”國際化制造輿論，推波助瀾，有意把藏學研究與所謂“西藏問題”掛鉤，甚至有的直接參與議會有關西藏問題的聽證會等，扮演干涉中國內(nèi)政的角色，使藏學成為國際“顯學”。不難看出，為某些政治集團的利益服務，是當代國外藏學研究的特點之一?？傊?，藏學研究與文藝一樣，有一個為誰服務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tǒng)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那么中國的藏學研究必然也必須為此服務，即為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jié)服務，為西藏及其他藏區(qū)的社會主義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務，為把西藏及其他藏區(qū)建設成為一個民主、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新家園而服務。從李有義教授以及我們所熟知的著名學者費孝通、于道泉、任乃強、李安宅等一生的經(jīng)歷中，可以看到，只有當中國的藏學研究人員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時，研究才有真正的價值。只有努力將研究課題與整個藏族地區(qū)的穩(wěn)定、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的光明前景結(jié)合起來，并為西部大開發(fā)中藏族地區(qū)的發(fā)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時，我們的藏學研究才有正確的方向。當今的整個藏族地區(qū)正處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轉(zhuǎn)型期，處在從傳統(tǒng)的手工業(yè)和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為主的社會向現(xiàn)代市場化、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社會轉(zhuǎn)型的關鍵時期。形勢要求我們藏學工作者，從國家的利益、從整個藏族地區(qū)人民的利益出發(fā)，對當前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jīng)濟縱深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新情況、新問題以及面臨的機遇和挑戰(zhàn)，進行科學的調(diào)查，提出實事求是的決策咨詢和前瞻性預測，努力使我們的科研活動和成果，成為代表先進生產(chǎn)力、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和廣大藏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精神武器。

1986年我從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畢業(yè)后，本可以根據(jù)導師梁釗韜的要求留校從事單純的人類學教學與科研，我之所以離別博士生導師和中山大學，選擇到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時剛成立)，一定程度上受了李有義教授多年諄諄教導的影響，想尋找一條把科研與社會實際需要相結(jié)合的正確道路，我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研究方向是導師梁釗韜提倡的民族考古學，即依據(jù)考古學、體質(zhì)人類學、民族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和綜合資料，復原人類古代歷史和社會。我本可以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繼續(xù)發(fā)揮自己在人類學系所學特長，在研究藏族古代文化方面作出應有的貢獻。然而分配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后，我發(fā)現(xiàn)，西藏及其他藏區(qū)更需要研究現(xiàn)實的社會文化，國家更需要我們?yōu)槲鞑丶捌渌貐^(qū)現(xiàn)實的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作出決策咨詢和智力支持。研究方向的改變令我苦惱了一陣，但現(xiàn)實使我明白，任何科學研究都是因社會需要而產(chǎn)生的，也是在社會需要中得到繁榮和發(fā)展的。為了不辜負李有義教授多年的諄諄告誡，為了不辜負黨和國家多年的培養(yǎng)之恩，我決心“而今邁步從頭越”，一邊學習一邊積極接受各種研究西藏及其他藏區(qū)現(xiàn)實問題的課題。經(jīng)過十多年的努力，應該說有了一定的進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方法

從1978年到1981年，我在李有義教授親自指導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學系學完了所有的有關中國少數(shù)民族史和民族學的課程，并以所有課程全優(yōu)的成績畢業(yè)并獲得法學類碩士學位。這期間，我用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完成了碩士論文《從游牧部落社會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與此同時，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完成了二十多萬字的專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話》。我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全國人大民委調(diào)研處工作。我以為從此我具備了獨立研究工作的能力，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感到對一個包括經(jīng)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在內(nèi)的多種文化因素重疊復合的全面共同體的全面認識，單靠某一種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作為認識的工具，遠遠不夠，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研究結(jié)論容易失之偏頗。這就使我想到了藏學研究的方法問題——綜合研究。

藏學是由歷史、語言、宗教、政治、藝術(shù)等各種學科組成的一個學科群。這就決定了藏學研究必須重視綜合研究，即從綜合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的角度去認識和了解藏族文化。它要求藏學工作者必須學習多種學科的知識。為此我于1982年報考了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博士生，并獲得李有義教授的支持和推薦。因為當時創(chuàng)辦中山大學人類學專業(yè)的梁釗韜教授(我的博士導師)主張民族學與考古學相結(jié)合，同時選用歷史學、語言學、體質(zhì)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綜合研究，這就是“民族考古學”的方法。

就以復原藏族古代歷史文化為例，我們首先擁有非常豐富的漢文獻材料，從《史記》《漢書》開始到清代的《清實錄》《西藏志》《衛(wèi)藏通志》等，卷帙浩繁。但這些史料正如江應梁教授所說：“大多是征戰(zhàn)、招討、宣諭、封官等類事，我們最需要知道的民族形成、民族發(fā)展、民族關系、民族遷徙，以及經(jīng)濟生產(chǎn)，人民生活，文化藝術(shù)等，大多缺乏記載?！盵①] 更何況我國古代史家中存在著“史氏有事涉君親，言必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各教存焉”或“用舍由手臆說，威福行于筆端”[②]之不足。唯有將歷史文獻學與考古學、民族學相結(jié)合，才可以補其不足?？脊艑W利用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地下和地上實物來研究并重建人類過去的歷史，它最突出的特點是能較真實地再現(xiàn)古代歷史文化，被稱為“無字地書”。在我國各民族文字記載缺乏的情況下，尤其是記載隋唐以前的藏族歷史文獻極為稀少的情況下，考古學為我們復原和認識隋唐以前藏族的古代歷史及與各民族的關系，提供了較為可信的線索。

但是，考古學偏重于物質(zhì)文化的研究，而一個民族的文化是由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組成的，所以要想復原一個民族完整的古代文化，單靠考古材料也是不夠的，因為考古的遺址和實物無法提供非常具體而生動的文化活動過程。經(jīng)過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的古代遺物歷經(jīng)千萬年的存留，有的只是一些殘缺而凌亂的實物。倘若我們想把這類“無字地書”讀懂，還得借助于歷史文獻記載和民族學材料，進行一番艱辛的考證，因此考古學離不開歷史文獻學和民族學的印證。

藏文文獻或古籍是我們研究藏學的基礎，從上千年前的敦煌藏文歷史文獻及唐代吐蕃的金石銘刻到后來的《青史》《白史》《智者喜宴》《漢藏史集》《新紅史》等，為我們研究藏族歷史文化提供了最寶貴的資料和線索。但是大多數(shù)藏文古籍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佛教方面，某些著作基本上用佛教史代替西藏文化史，甚至充滿了神話的迷霧，為了揚佛而歪曲歷史事實的情況時有所聞。因此，運用藏文文獻離不開其他文字尤其是漢文文獻的印證，同樣需要與考古學、民族學和語言學的材料結(jié)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更加有效地發(fā)揮它應有的作用。

我們研究藏族的歷史文化，也不可忽略還有“一種比骨頭、工具和墓葬更為生動的證據(jù)，這就是他們的語言”[③]。各民族保存了幾千年之久的語言，就像考古學上的文化堆積層，是由不同的歷史時期一層一層地堆積起來的。歷史上不同時期藏族與其他民族的相互接觸和影響常?？梢詮恼Z言的演變中找到證據(jù)，“其可靠性不亞于文物、化石等物質(zhì)證據(jù)”[④]。如果歷史學家、民族學家把語言的變化與研究藏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結(jié)合起來綜合研究，相信收獲更大。

人類自進入20世紀以來，各門學科已由過去的分解走向現(xiàn)代的綜合，許多學科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影響，這已成為當今世界學科研究的明顯發(fā)展趨勢，許多重大科研成果產(chǎn)生于多學科結(jié)合的研究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國內(nèi)的藏學研究要想走向世界，趕上甚至超過國際水平，出路之一就在于開展各門學科的綜合研究。

原載《李有義與藏學研究——李有義教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年

[①] 江應梁：《人類學與民族史研究》，載《人類學研究》，中國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江應梁：《人類學與民族史研究》，載《人類學研究》，中國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③]［蘇聯(lián)］：B·H阿巴耶夫：《語言史與民族史》。

[④] 馬學良、戴慶廈：《論“語言民族學”》，載《民族學研究》第一輯，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頁。

（作者：格勒    摘自：杜永彬主編《藏學是什么》 ）